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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信息散发覆盖面广、交互性强等特点，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传统媒体。
新媒体异军突起，普通民众在缺乏专业媒体人素养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信息发布者的权力，这一方面可以提升疫情报道的实时性和多样性，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对抗疫起到了媒体监督的良好功效；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也导致疫情相关网络谣言增多，引发民众恐慌情绪。可以说，新媒体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存。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带人到了一个全新的新媒体环境之中。而新媒体在此次疫情的报道中，更是发挥了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曾这样诠释过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如果把社会比作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工作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审视一切，及时观察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发出信号。”这段话生动又准确地指出了新闻媒体监测环境、预警危机的社会功能。
新闻记者作为社会这个大海上的哨兵，要用敏锐的眼睛、灵活的耳朵和睿智的头脑监测着潜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危险，及时发出预示和警告，保障社会这艘“大船”平安顺利航行。在此次抗疫行动中新媒体就承担了重要的预警作用，早期的知情人士正是通过微信媒体报道、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公布了疫情最初的信息，也成了大众眼中的“吹哨人”。
由于新媒体传播的零滞性，在报道疫情过程中，比传统媒体更好地发挥了预警和监视作用，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通过舆论监督使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的状态之中，避免危机的升级。
在疫情全面爆发后，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非常迫切，媒体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披露和解读，可以使公众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从而增强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包容能力，使思想和行动趋向冷静理智，反之如果信息披露不及时，会导致公众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感到无所适从。如果任由公众对信息做出盲目的选择，则容易形成各种流言蜚语和不利的舆论导向，甚至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2003年“非典”事件初期，由于主要新闻媒体掩饰报道，对于非典疫情及防治状况信息披露不全，这种瞒报、漏报、不报的现象，导致公众的知情权火狐电竞无法得到满足，谣言四起，引发民众的社会恐慌，一些地方的民众疯狂抢购药品、食物，影响社会稳定火狐电竞，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此次疫情中，新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传递作用。包括中央电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利用其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的账号实时发布重要消息。上述平台的拥有千万粉丝的重要用户积极转发这些消息，使公众足不出户就可第一时间获得疫情相关的信息，起到了消除公众心理恐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交互性特征，信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可以实时互动，因此公众的疑问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帮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新媒体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信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大众关心的信息传递的越及时，交流的越充分，就更有利于社会从“无序”尽快走向“有序”。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疫情爆发后，普通民众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出现一定的恐慌心理和消极行为。这个时候，媒体除了传递信息外，还需要进行舆论引导，帮助公众认识和分析事件，培养公众的心理承受力。
但传统媒体由于其“官方”属性，在舆论引导方面略显僵化，这时新媒体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演艺明星、商界名人、微博“大V”、拥有众多订阅用户的公众号等“意见领袖”在此次疫情爆发后通过新媒体发布支持医务工作者、劝诫民众注意个人防护等信息，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也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新媒体的积极参与，还可以起到缓释舆论压力的作用。包括微信、微博和短视频APP在内的新媒体都设置了评论区，这就是给民众设置了一舆论空间，让公众能够将危机时期集聚的某些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以此达到缓解或者消除敌对或不满情绪的目的。新媒体在此时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减压阀”角色，缓冲了部分激烈的社会情绪，维护了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关系。
媒体除了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功效，还发挥着舆论监督的职责。传统媒体在传递信息时需要层层审批和把关，而新媒体传播的高速性，其在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传统媒体无法匹敌的。
疫情爆发后，口罩、药物、食物等一度遭到民众的疯抢，部分商家趁此大发“国难财”，哄抬物价。部分民众将其发现的此类现象发布在新媒体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立刻出台政策，抑制了此轮涨价风波。
对于武汉市政府部分领导、干部在疫情处置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和声讨，包括不过疫情蔓延态势，仍旧举办“万人宴”“团拜会”；没有及时进行“封城”等举措，500万人离开湖北，从而导致疫情向全国快速蔓延……上述问题第一时间在新媒体平台予以揭露，起到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疫情爆发一个月有余，新媒体人又将目光转到抗疫过程中有关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官方媒体和意见领袖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齐发声，抨击各类“形式抗疫”“填表抗疫”“宣誓抗疫”等奇葩行为。在此之后，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疫情防控中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带给民众内心极大不安全感，造成了舆论的恐慌性和盲目性传播，从开始对于自身生命与健康的担忧，到后来对工作、财务、各类社会关心方面的焦虑。而传统媒体一般比较倾向于宏大的社会叙事架构，报道倾向于疫情的发展、政府的决策等方面内容，而新媒体由于其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云集了财经、职场、心理、大数据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从而可以给出民众上述几方面的专业意见。
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在疫情爆发以来发表了包括《肺炎恐慌下，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疫情刷屏，我走过这4步才恢复理性》在内的多篇心理学专业文章，帮助民众克服疫情带来的心理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
职场类公众号“领英”发表了题为《疫情中怎么找工作？能跳槽吗？》的文章，邀请资深HR给出疫情期间工作的专业建议；复工后，大部分企业选择远程办公这一新兴模式，“领英”又发表《非常时期在家上班的4点建议》的文章。
财经类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发表了题为《不能好好挣钱的日子，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存钱》《疫情披露后，聪明人调整了资产配置》等文章，给民众在疫情中的个人资产管理提出了多条可行性建议。“璃语职美人”公众号发表《放弃不必要的崩溃，你需要一份“硬核发展力”》从疫情期间个人能力提升角度给出建议。
源自中科院的互联网大数据企业“中科闻歌”，在公众号阵地发表了《新冠肺炎疫情趋势分析与预测》、《扫码！全国各省疫情实时播报，中科闻歌大数据倾力发布》等文章，提供一系列服务于疫情防控的信息化平台，满足民众个性化信息获取需求。
新媒体在此次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上述六个方面。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特性，为大众呈现出一幅“全民抗击疫情全景图”，如“骑行三小时捐款的80岁老党员”“医界四大天王”“三亚带货市长”……
在“互联网+”时代，以微博、微信、短视频APP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迅速崛起，改变了社会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被动地位火狐电竞，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信息传播、观点表达、情感交流的平台。但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由于舆论引导的相对滞后，新媒体高速、碎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造成传播谣言、“妖魔化”疫区群众、渲染恐慌、刻意煽情等负面效益。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大众渴望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真相，新媒体便捷、快速的传播方式恰恰满足了大众获取信息的需求。但由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者缺乏基本的新闻素养，导致各路信息在新媒体平台不胫而走、鱼龙混杂，手机、等移动媒介的普及进一步简化了上网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使社会舆论生成和演变更加快速、复杂，许多未经证实的信息被新媒体不断转载、传播。盘点此次疫情发生后，新媒体平台上的不实报道大致可分为事件真相类、医学知识类以及三大类。
事件真相类谣言主要出现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大众对于疫情的了解有限，急于获取疫情为何爆发、致死率几成、是否可以治愈等方面的信息。而部分新媒体人正是抓住大众的这种心理，抛出危言耸听的言论，博取关注。
在疫情这类公共事件发生后，人们对生命安全与健康本能的重视，使得他们对涉及疫情的医学知识颇为关注。而有部分人就在新媒体平台上借某些医学专家之口，以科普形式来误导媒体和群众。事实上，这些专家可能并未说过这些话，有些则是被断章取义、移花接木。这类谣言极易被各类新媒体平台转载，而普通民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无法考证而信以为真，此次疫情中发生的“抢购双黄连事件”，正是此类谣言的典型代表。
在疫情爆发后，社会大众的情绪较为激动，短期内会出现“群体性智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能反应就会取代理性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中，一大部分就是由那些冲动、易怒性格特点的人群，为了宣泄个人情绪，使用夸张、煽情、敏感的信息和词汇危言耸听，博人眼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针对慈善基金会的谣言。近期，又曝出多名博主举报韩（某）基金会的新闻。但经专业人士分析，这些人所提供的证据大多是凭空捏造的。
此外，还有不少谣言当属“无中生有”的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人发帖举报一个“浙BL0535”的车牌号，称该牌照车主已确诊新冠肺炎，但他不接受治疗，在全国火狐电竞流窜，散播病毒。但此牌照经公安机关核实并无车主。
由于湖北武汉市此次新冠肺炎的发源地，因此导致新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不少涉及湖北武汉的极端言论，大搞地域攻击，将疫情完全归因于武汉群众，大有“一杆子打死一船人”的架势，不顾疫区群众的心理感受，对武汉民众进行无端的丑化与贬低，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虽然，湖北武汉是此次疫情的发源地，但这只是源于小部分人乱吃野味的行为造成的，而城市的大部分人是无辜的。事实上，武汉市大部分人与全国各地人民一样，这个疫情传播者的“锅”不应由全体武汉人来背。在疫情发生后，武汉和武汉人民都处在舆论的漩涡中，承担着不属于他们的压力与焦虑。
这种“妖魔化”疫区民众的做法完全背离了新闻真实、客观的标准，极易造成地域隔阂，伤了百万武汉群众的心。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主流媒体介入引导舆论，“恐汉”情绪也被“武汉加油”等声音取代。
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李普曼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拟态环境。通俗地将，拟态环境是指新闻媒体为大众所构建的一种信息环境，这个环境是虚拟的，而非真实的。但大众往往由于缺乏一定判断能力而误将这种虚拟环境当成真实环境。在疫情报道的整个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正是处于这种由各类媒体所搭建的虚拟信息环境中。此时，如果媒体将报道的焦点过度集中在报道死亡、渲染疾病上，极易造成受众的恐慌心理。
而这种恐慌心理也容易被民众“加工”后进行“二次传播”，从而形成一种群体性恐慌，给社会安全稳定构成不利影响。
新媒体从业者在报道或转载过程中应做到实事求是，强化风险意识的同时，注意疏解大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心理，不要为了博取点击量而可以火狐电竞炒作、渲染恐慌情绪。事实上，同样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呈现不同的受众体验，报道疫情可以是消极、悲观的，也可以是积极、乐观火狐电竞、充满希望的，这就需要新媒体从业者秉承职业操守，准确把握信息内容的角度、尺度以及报道节奏。
当今社会，新媒体行业内部竞争已呈现白热化状态，在事件发生后各方绞尽脑汁寻找新闻切入点，而煽情类新闻或文章更容易迎合受众当下的情感需要，满足受众的同情心。为赢得受众市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诸如“武汉不哭”“武汉擦干眼泪”等煽情内容频频出现，大有消费灾难之嫌。这类文章缺乏媒体人应有的客观理性，将疫情报道变为“抹眼泪大赛”，过分渲染悲彩，逐渐背离了报道重点。
近年来，专注于个人小情感、小情绪的文章在新媒体平台上泛滥，此次疫情成为这些作者进行戏剧化、表演式PK谁最煽情的“战场”，大量渲染悲情的文字和词汇常被拿来肆意使用，极力渲染悲彩，通过消费受害者的痛苦来赚取观众眼泪，丧失了媒体本该有的人文关怀，也忽视了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通过复盘、总结新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积极、消极作用，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在这里，我们也给新媒体人提出三方面改进建议，以此共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类谣言被新媒体不断传播、发酵，给社会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一样，充当着着信息的“把关人”和社会“守望者”的角色，而不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的助推器。这就要求我们新媒体从业者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强烈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梳理引导网民舆论的能力，加强对各类疫情信息来源和内容的筛选核实，确保疫情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无害性，营造良好网络舆论氛围，维护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决不让网络媒介成为祸害社会的始作俑者，扩大疫情谣言的传播范围。
谣言止于智者，新媒体平台就是要培育这种“智者”，也就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积极发掘平台上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卫生机构官员、医疗专家、甚至基层医护专业人员，通过他们的声音来破除各类谣言，利用他们的权威性、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力来引导舆论，这种做法往往对谣言的控制更有效率，更令人信服。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爆发后，社会大众难免陷入恐慌、焦躁的情绪之中。如果新媒体工作者只是被动追随着受众需求，受众的恐慌就可能被媒体的报道夸大和延长，也会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
因此，在疫情爆发后，新媒体除了要即时向公众提供信息外，也要积极发挥社会协调功能，配合政府做好社会心理的疏导工作，而不是将灾难的恐惧扩大化。在对事件进行真实、客观报道的同时，还要让受众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针对病毒的疫苗研究进展，治愈的病患情况等等。既要让受众了解疫情的严重情况，以提高警觉并及时做好防护措施。
在举国共同“抗疫”的关键时刻，新媒体应当扮演者输送社会正能量的管道，发挥自身优势，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促使受众不断调整面对危机的心态，逐步从未知走向已知，从慌乱走向稳定。
由于新媒体“碎片化”的阅读体验，造成大众对疫情的了解都是一些片段式的信息。为了满足受众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发生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后，需要新媒体从业者加强对事件的深度分析和专业解读，不仅仅满足于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报道，还要不断丰富报道层次，延伸新闻触角，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分析和专业解读，让受众对事件由感性认识上到到理性认识。
新媒体通过深度分析和解读报道也可以逐步培养受众的理性精神，让普通民众成为“智者”，提高他们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事实上，新媒体从业者有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民间专家”，完全可以发挥个人特长，深入事件内部，揭示事件本质，这样的形式不仅能够对报道的内容加以充实，还能使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认清事件的本质内涵，从而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